5月27日，“布雷頓森林體系：過去80年與未來展望”國際會議暨2024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辦。在中國金融發展趨勢展望主題論壇上，以“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2024中國金融政策報告》發布，引起熱議。

我們究竟該以怎樣的視角認識金融強國？我國金融發展取得了怎樣的成效？還有哪些問題？如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建設金融強國，要從“數量驅動”走向“質量引領”，并關注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制度方面，要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兼顧內外均衡，理順利率和匯率的關系。同時，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來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

重識金融強國

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加快建設金融強國”被首次提出。通常來講，金融強國建設的關鍵核心要素，包括以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等為基本框架；六大體系為整體建設任務、五篇大文章為重點工作。

然而，當談及金融強國建設，在與會專家看來，還應有更深層次、更細致的理解。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表示，深刻理解建設金融強國，從國內維度來看，金融強國不僅僅體現在金融自身能力強，還體現在金融配置資源的功能，以及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職能的增強，金融強國不僅有數量的標準，還應該有質量的標準；從國際維度來看，在國際金融領域我們應該具有較強的地位和影響力、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以及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拓展業務和參與全球金融治理。

從“量”到“質”，是金融“強”國建設的題中之義。“金融強國一定要擺脫過去的路徑——數量驅動。一定要既看體量，又看體質、功能”，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執行理事屠光紹說道。當前，我國金融機構金融總資產處在全球前列，金融市場交易量名列前茅，廣義貨幣M2突破300萬億元……但數量“大”并不代表著“強”，實體經濟仍有發展空間，一定要從數量驅動走向質量引領，這是金融強國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經路程。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看來，金融強國是一個有效運行的、相對穩健的，同時具有強大國際影響力的金融系統。這也映射出金融強國的特征之一——不可忽視的國際影響力。但當前來看，國際影響力的發揮仍面臨一些挑戰。例如，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道路和國際制度、體制規則怎樣接軌，中國特色如何讓世界理解、接受和信任；當前我國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國際化有待提升；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如何在國內體系中持續發揮重要作用，使其國際影響力不降反升等等。

除了“國內”與“國際”維度之分，金融強國還需放眼“金融內”與“金融外”。屠光紹表示，金融是服務實體經濟的，是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要看金融，更要看金融外，否則沒有明確金融的功能、服務之目的，沒有擺好經濟與金融的關系，金融終究強不起來。

“一定要把路子更多地引領到真正的‘強’上，不是虛的強，也不是假的強。”屠光紹說道，建設金融強國，任重而道遠。

直面痛點

值得注意的是，從數據來看，我國金融發展仍然面臨一些問題。典型的爭議例如，宏觀杠桿率不斷抬升，經濟走“下坡路”？資產負債出現“剪刀差”，實體經濟融資意愿不足？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對眾多現象進行了詳解。

2024年一季度，實體經濟債務增速有所下行，同比增長了8.8%。按季度增速來看，已處于200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其中，居民、企業和政府的債務同比增速分別為5.1%、8.3%和14.7%。整體來看，居民債務增速再創新低；企業部門債務增速繼續回落；政府債務增速仍維持在較高位置。盡管總體債務增速繼續下降，但宏觀杠桿率在一季度仍然上升了6.8個百分點。在李揚看來，杠桿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名義GDP增速的超預期下滑，實體經濟存在下行問題。

與此同時，居民存貸差擴大，存款增速依然保持著高于貸款增速的態勢。李揚解釋到，2015年以來，地方政府債券大量發行，其中約有95%以上都被商業銀行持有，形成了相當規模的信用創造。同時，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融資活動“回歸”銀行融資。由此，中國金融業總體呈現向銀行業為主的體制“復歸”趨勢。

“對于實體部門來說，信用當然比貨幣更重要。貨幣只有變成了貸款、債務、發行的企業債等等才能夠成為信用。而近年來大量的貨幣沒有變成信用，這就成了問題。”李揚說道。

企業部門杠桿率也被動上升。2024年一季度，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從2023年末的168.4%升至174.1%，上升了5.7個百分點。盡管一季度的上升幅度小于去年，但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已經連續兩年持續攀升，相比于2021年末154.1%的局部低位，最近9個季度共上升了20個百分點。這同樣由經濟增速下滑導致，反映出企業債務增速領先于經濟增速。

金融部門方面，資產方金融杠桿率主要體現的是銀行部門流入到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信用規模，負債方金融杠桿率主要體現的是非銀行金融機構流入到銀行的信用規模。經統計，負債方杠桿率高于資產方，印證了社會資金大規?；亓縻y行的事實。

此外，李揚指出，2023年二季度以來，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及M2的擴張速度開始下降。商業銀行資產與M2的差距，顯示融資市場低迷。盡管貨幣政策較為積極，但實體經濟融資意愿不足，壓制了金融杠桿率的上升。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刺激力度看似很強，但貨幣供給的流動性自2020年中一直在下降，帶來了“寬松貨幣政策實際并不寬松”的矛盾。

制度型開放

種種問題是穿越經濟周期過程中繞不開的痛點，也正是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中必須正視解決的。面向未來，金融與經濟的發展掣肘如何解？金融強國如何建設？“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是核心。

丁志杰表示，首先要持續深化金融改革，推進創新發展，加強金融宏觀調控為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具體來看，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兼顧內外均衡，理順利率和匯率的關系。

其次，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來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論規則，要保持規則的基本穩定，增強金融領域開放政策的透明度、穩定性和可預期性；論規制，要推動規制更加科學、合理、透明、高效，推動監管規制與國際接軌，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管理方面，要促進管理體系和管理能力現代化，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廢除妨礙公平競爭的各項規定和做法；還要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并進一步提高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對于“制度型開放”，一些細節需落實。丁志杰指出，金融市場開放的深化，要提高境外投資者參與中國債券市場的便利度；基礎設施要實現境內外的互聯互通；積極參加多邊開發機構等領域治理的改革，深化與各國的雙邊金融合作，積極參加涉及境內國際經貿規則的研究制定。此外，穩步推進外匯領域的改革開放，重視宏觀層面的安全穩定，逐步減少微觀領域的行政審批，要由“管得住”向“管得好”方向轉變，積極探索符合中國的資本項目開放道路，不斷提升跨境融資便利化水平，持續深化跨境貿易外匯便利化改革。

黃益平則建議，政府可以考慮設置“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通過商業化、政策性的工具，支持發展中國家綠色轉型，尤其是新能源的轉型，以提升國際影響力，助力金融強國建設。

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更要守住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線。丁志杰表示，要構筑與高水平開放相匹配的監管和風險管理體系。在外匯領域，完善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強化逆周期調節、市場化調節外匯市場順周期行為，維護外匯市場基本穩定和國家金融經濟安全。

北京商報記者 岳品瑜 董晗萱